“非虚构”原则下的“文学”运用

—《正心厚术》细节结构浅析

晓 理

燕子“红尘有道系列”作品，主要体裁是报告文学。

读燕子的报告文学《正心厚术》，我的第一感觉是真实，第二感觉是生动。也就是说，作者在坚持“非虚构”的原则下，较好地运用了“文学”的表现手法，使报告性与文学性趋于有机统一，从而给深圳文坛留下了一部温暖亲切、细腻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
燕子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，带有过去比较扎实的小说创作功底。

燕子在九十年代创作了大量小说作品，中篇《青春赌注》曾获得过《当代》文学奖。在我眼里，她是深圳当时为数不多的、在小说结构技法(比如主题提炼、人物塑造、情节安排、细节刻画等)上基本过关的青年作家之一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她后来转到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，很快就能把握住两种文体的区别和共性，既自觉、艰辛地执行“非虚构”原则，把守了报告文学的报告性；又自然、妥帖地借用小说的一些表现技巧，增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。

所谓“非虚构”，即是在强调报告文学的独立品格和独特品性：如前沿精神、新闻性、“现实感”、文献价值等。这种职业性的敏感，大概与受九十年代初和后来市场经济大环境所迫有关；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孤立地强调“真”，在防止“假、大、空”回潮的同时，也要提防“真、大、空”行世。后来的创作情况表明，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。具周政保在《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》一书中分析，影响当前创作的主要主观因素，一是“图利”，二是“趋名”。有的作品将所谓“主旋律”奏得山响，策划的目标一开始就是奔某某奖而去的。而实际上，真正称得上“优秀报告文学”、或既有“报告”又很“文学”的作品并不多，即便是获了国家大奖的作品，其中也少有经得起时间考验和良心拷问的作品。所以，我只觉得，在当今现实窘境下，若想让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和更长一点的生命力，在葆有诚信和良知的前提下，不妨先把“文学”的目标设定得更高一些，也许只有这是我们能够自我控制的事情。

当然，“文学性”是一个复合的审美范畴，它由诸多因素所构成，大到谋篇构局、思想提炼……小到细节刻画、景物描写。我以为，越到大的方面，越应注重“报告”本色；越往小的方面，越可增添“文学”成分。《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》中还强调：若要强化或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，最可操作的途径便是在采访调查上下功夫，并认为很多细节或情节是想象不出来的。我不否认，采访调查、包括资料占有等前期工作，对后来作品的文学性影响很大，但这还是决定因素，决定文学性的仍然是作者的文学功底，只不过在这里要加上“非虚构”自觉的前提；同时，我还反过来认为，也有很多情节、特别是细节，是可以顺理成章、由此及彼地想象、甚至虚构出来的。优秀报告文学的作者身份，主要还是作家而不是记者，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。

回到燕子的《正心厚术》，我不怀疑她的前期工作勤奋、扎实，这单从书中所附的珍贵照片便可见一斑；我更欣赏她的小说功力—包括思想情感和文学想象力，在这部报告文学创作中如鱼得水、得到了相对自由的发挥和舒展。在此，我仅以书中的几段细节描写为例，来迎合一下我这种感觉：

(举例)……

这些栩栩如生的，形象、抒情、深刻的细节描写，对于作者的思想情感、创作个性的表达，对于作品的人物性格塑造、形象刻画、情节发展、现场感营造、气氛烘托乃至主题深化，都起到了“文学”性助推和点睛作用。集中起来，就形成了一种细节结构，清晰地体现出燕子报告文学创作的真实、生动、温暖、细腻的写作风格，和文学化、作家化、感性化女性化的叙事特征。

但是，正当我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事与愿违。在读《正心厚术》过程中，我还专门问过燕子，文章中这些成功的细节，是与灵感并发、随手拈来的呢？还是悉心打造、刻意安排的呢？她马上回答是前者，竭力否认是后者，并对我的以上观点不尽苟同。这一方面说明，她对报告文学本色之外的东西，比如与虚拟相关的“小说化描写”，与假定相关的“合理想象”，与典型化相关的各式各样的“粉饰”等等，已葆有常备不懈的提防和相当的距离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她对报告文学的可“虚构”性或者叫可虚构成份，对细节、情节等本来就属于文学元素的可创作性、可安排性，还缺乏一定的认同。在我看来，只要是文学就有虚构成份，也都涉及到创造性。像细节在文章中是可以自成体系、或者干脆说自成文章的。细节在小说、特别是中长篇里可起不同的作用，如铺垫、烘托、暗示、强调等，此细节与彼细节又可发生不同的关系，细节按功能又可形成不同的细节链，链与链之间还可以彼此作用，如起、承、转、合等。总之，细节是用笔写出来的，不是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，它带着天生的创造性，是可以听从作者的组织和安排的。

这只是从小处着眼，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不断从我们的过去中解放出来，永远创造性地面向未来、规划未来……最后，祝燕子在未来的创作中，能够飞翔出更大的天空来!

2003.11.16